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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民国不少人念完小学后就能自食其力,老课本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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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集训队的排长是个少校,96年台海军演完整视频_导弹驱逐舰

中美关系,从历史到今天中国人怎样看美国

原标题:金灿荣:从历史到今天中国人怎样看美国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于2019年1月由理想国出版,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通过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这些人物或事件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中美关系,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本书的作者徐国琦教授为香港大学嘉里集体国际化史讲席教授,著有《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
1895-2008》,《一战中的华工》,《亚洲与大战:
一个共有的历史》,《边缘人偶记》等作品,长期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

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之间经贸摩擦不断。但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中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且每年赴美的留学生人数仍在不断增加;而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比最高,超过30%。在考察两国关系时,既可以有从政府层面出发的视角,也可以从民间交往的视角出发,关注两国在非政府领域——比如教育、文化、体育——的互动,这本是极其明显的事实。但在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注意力被过多地集中在了政府和军队这样的官方层面。

初识美国,“偶然”中美国种下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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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琦的新着《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将中美两国关系史的研究深入到个人和民间社团层面,通过对近代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蒲安臣、第一位赴美汉语教师戈鲲化、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清代留美幼童,来华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和哲学家约翰·杜威,以及体育这一大众文化领域的考察,徐国琦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始终都很活跃,并且自有其发展和运行规律。

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算起,中美接触至今已有221年;从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有正式官方接触算起,也有161年了。可以说,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使我们相互认识。截至目前,我们对美国比对其他国家更关注,更有好感,对美国的意见分歧也最多、最复杂,这是百余年持续不断的一个特点。

徐国琦表示,《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没有战争,也没有文明的碰撞、美国的衰落,而是选了一些个案,讲了六个故事。这些故事有不少读者或多或少听说过,但每一个故事又好像都不够详细,从而当成了被忽视或曲解的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他希望从这些故事中挖掘出中美之间的共性,以及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共有的历史经验积累中所做出的贡献。将重点聚焦在中美两国人民在从19世纪直到现今的漫长旅程中,两国人民和社会所共有或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以及挫折。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意义何在?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等人的故事又如何诠释了“共有历史”的精神?在中美关系前景并不明朗的当下,回顾两国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共有的历史”,对当下处理好两国关系,又有怎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了徐国琦教授。

3月23日,在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办,理想国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办的“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徐国琦教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新书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围绕中美关系史学史、徐国琦的研究、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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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报道 | 新京报特约记者 寇淮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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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琦

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一样,最早到中国的美国人也是传教士和商人。但是,鸦片贸易、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对英法等国(还有后来的俄日)印象极坏。而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执行的是“小舢板”政策,即跟在英国军舰后面,搭英国以武力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的顺风车,既占到了中国的便宜,但又不成为中国应对的矛盾焦点。由于中国最早接触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传教士和商人这类人,一开始就接触到美国平民化的一面,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美国留给中国人一个较好的印象。

从蒲安臣到杜威,重新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大勇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史。他表示,国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长期以来是在毛泽东定下来的调子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明确地把中美关系史视为美国对华的侵略史,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依照毛泽东的这一思路进行。“文革”结束,有些学者开始反思。1979年,复旦大学教授汪熙,就中美关系史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主张中美关系史不能简单说成是侵略史,中美关系史上还是有友好的成分的。这一观点遭到一些长期做中美关系史的老先生的反对,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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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在您的新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中,你着重考察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人物或事件,进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中美关系,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在中美交往史上留下印记的人或事有很多,为什么您会挑选以上的人物或事件,觉得他们有怎样的代表性?

论战的硝烟弥漫到了1984、1985年。这时,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把论战双方的观点进行一下折中,他在文中主张中美关系史应该分阶段考察:在《望厦条约》签订以前,谈不上侵略问题;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美国在列强对华的侵略中,起了一定的主导作用;中日战争爆发,美国逐步加强了对日本的限制,而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两国是盟友关系;战后国共内战时期,美国的立场比较复杂,但肯定是偏向国民党一边,虽然这种偏向是有限度的;现阶段中国出于改革开放时期,中美关系又有新的变化。

美国传教士 狄考文

徐国琦:历史是客观存在,任何人无权歪曲历史。但写历史又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哪些该写,哪些该被排除在外,怎么写?都是煞费苦心和招骂的事。正如我在拙著《边缘人偶记》中涉及到本书写作时,我曾写道,在绞尽脑汁之后,我决定几个不写:前人写过我无法写出新意的题目不写,外交、经济、政治人物尽量不写,没有档案资料的不写。我要写的一定是属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层面共有的历史。另外,历史书最忌散漫和缺乏主线。本书要写的应有一根明显和一脉相承的主线。第三是本书的内容一定要有可读性和故事性。“三要三不要”原则确定之后,我便开始了漫长的研究工作。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85年11月14日,由汪熙作为会议召集人,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不仅邀请了他的论战对手,而且请了一批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做中美关系的史学研究者,老年学者和中年学者在观点上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与会的青年学者也很多”,牛大勇一边指着照片一边说,“像站在这一角的时殷弘,后来是很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最早关注美国的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国的精英阶层对美国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还都是王朝,而美国的国家结构比较独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世界上惟一的共和国。中国的精英对美国的知识兴趣就要比对其他国家浓厚。当时中国接触美国的渠道是民间,既不是官方也不是军队,美国那种既务实又冒险、积极向上的精神都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经过相当长的读书和思考后,我发现蒲安臣是最佳起点。蒲安臣时代属中美两国多方面历史交会和重叠的时代。1861年大清王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人可以到北京设立领事馆。蒲安臣成为首任美国驻京公使,中美之间的官方直接来往正式开始。蒲安臣之重要还在于他驻华任期届满后,摇身一变,成为近代中国首次出使世界的使臣。因为蒲安臣,因为他的双重身份,使蒲安臣无疑成为研究中美共有历史的极好开篇。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次重大活动是1868年出使的蒲安臣使团。蒲氏是美国人,先是出任1861至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在任公使期间他不仅为美国国家利益尽力,同时也为中国外交走向世界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被引入中国就是蒲安臣一手促成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这是中国官方出版的第一部重要外交著作。1868年初的蒲安臣尽管对来自中国皇帝的任命书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他却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使团的实际负责人,开启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不凡之旅。在为中国出使期间,蒲安臣通过《蒲安臣条约》为中国争取到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此一条约在相当大程度上将美国《排华法案》的通过推迟了十几年。

牛大勇在198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照片上识认故人,“王建朗老师在这里,这个是金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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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琦也参加了1985年的这场讨论会。牛大勇说,徐国琦的研究是循着他的导师入江昭开辟的路子,把中国放在不断国际化的进程当中进行研究。此外,徐国琦的研究特别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能仅仅盯着高层的外交互动,政府之下,民间的各个层次,非政府组织,包括有组织的、无组织的各种各样的交流,都是值得研究的广阔领域。

浦安臣

蒲安臣使团

“我们的研究为什么老局限在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对抗,以及政治团体、政治领导之间的对抗呢?很多问题是没办法完全用“友谊还是侵略”这个框架去分析的。徐国琦的着作很实际地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他的研究提示我们,在这个多国互动的全球化时代,在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以及可以采用的新视角,这个是对我们最有启发的。”牛大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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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需要文化和情感的理解

蒲安臣外交使团

蒲安臣与他的两位中国助手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坦言自己是中美关系史领域的外行,在他看来,《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一些有实质意义的问题,让我们更好地回归常识。

所以,我越来越感到历史的偶然性在中美接触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中美之间最初的交往不是这样,那后面的发展轨迹就可能会不同了。在整个晚清,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最受中国的信赖,所以才有美国人浦安臣代表中国政府出访,才有1868年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蒲安臣条约》这样的故事,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很罕见。这说明首先是浦安臣个人赢得了晚清精英阶层的信任,而他的背后就是他的国家美国。

《蒲安臣条约》又是1870年代中国由中央政府出资派遣留美幼童的重要历史背景,留美幼童的经历无疑更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历史的重要部分。该约以法律形式保障中国学子到美国学习的权利,在开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中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的美国并非先进大国,论国力不如英国,论高等教育更远远落后欧洲及英国的大学,但中国的第一个官方留学生团却是派往美国的,这一悖论只能从“共有历史”出发才能解释。留美幼童人数不到区区120人,但几乎人人成为栋梁之材。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和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即为当年的留美幼童出身。留美幼童中后来有两位担任外交部部长,多位成为中国驻外资深外交官。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唐国安、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香港的华人领袖周寿臣、担任海军上将后来更在民国时期中呼风唤雨和发挥很大影响的蔡廷干,以及成为驻美公使并在其任期内成功说服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梁诚,都是留美幼童出身。自1872年到1875年间,共有120位中国幼童来到美国开启了中国人从那时起迄今仍方兴未艾的留学之旅。到1881年幼童被提前召回国时,尽管有些人甚至尚未从美国高中毕业,但他们的人生从此奠定。更有甚者,他们的人生历程从此与中国的命运密切相连。换言之,他们的留学史,就是一部中美两国共同经历的历史。美国人用他们的教育、文明理念影响了他们,他们则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及各种观念影响了中国。

牛可认为,“中美关系特殊论”是有其正确性的。美国学界很早就有一批精英,对中国抱有特殊的情感和知识上的兴趣。1971年,尼克松尚未访华,日本共同社驻美国的首席记者松本文夫就发表文章预言美国会和中国重新接近。松本当时的一个观察是,在美国国务院内,研究日本的专家寥寥无几,而且水平有限,但研究中国的则有一大批人,水平高,且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

我认为,1840年到1895年是中国国际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又以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介入为标志,分为英法主导和日俄发挥积极作用两个时期。在这一阶段,美国实际上不起多大作用,但正因为它是“社会”先行,而不是官方和军队主导,所以获得了中国很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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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特殊感情,在美国的公共文化中是有传统的。”牛可说。据他了解,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技术引进,很多是通过对中国抱有特殊情感的美国人,偷偷地、私下地达成的。那时的赴美留学生,很多也是通过特殊渠道入读的美国一流大学。“英语不好没关系,先来了再说。”“现在美国也向我们收取bench
fee(注:向访问学者收取的费用)了,几年前我都没有听说过。”

民国时期,美国的影响持续上升

中国留美幼童组成的棒球队

美国对中国是有系统的理解的,可是反观中国对美国的研究,是什么状况呢?牛可认为,我们的国别研究,是一种充斥着权力和竞争话语的研究,缺乏文化的和情感的理解。而徐国琦的研究关注具体的人物经历,关注文化层面上两国的交往史,在牛可看来,填补了我们对美国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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