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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知青文博馆布展完毕,10年徒刑仅仅是因为一首歌

吃得起鸡蛋吗

他属于意大利,解密帕瓦罗蒂首次来华

王宝梅摘

1986年7月4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灯火通明。

1986年、2001年、2005年,帕瓦罗蒂曾经三次来华。其中以1986年的首次来华最为中国人、也最为帕瓦罗蒂本人所看重。曾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工作的王洪波,在10月4日《南方周末》撰文披露了帕瓦罗蒂第一次来华的细节。

享誉世界的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世界歌王”——帕瓦罗蒂在这里举办个人音乐会。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原因,欧洲一个剧院到遥远的北京演出一台歌剧,在那个年代绝非易事。关于热那亚歌剧院1986年访华一事,最早的一份文件,是中演公司1984年10月20日写给文化部的请示报告。当时的文化部主管领导在上面批示:“此团来访的来龙去脉未说清楚。邀请如此大团来访,目的必须明确。请再查一查情况,告我。”

当帕瓦罗蒂演唱完《我的太阳》最后一句高音时,场内爆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据说,这是他经历的最长的一次掌声,竟长达9分多钟。帕瓦罗蒂看到中国观众脸上那真切的兴奋和热情,悬着的一颗心彻底放下了。音乐会结束时,在一遍又一遍地谢幕之后,帕瓦罗蒂即兴发表讲话,表达了他的激动与感激。作为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演唱会的外国人,帕瓦罗蒂为他个人艺术生涯中最大的室内音乐会的成功激动不已。万人大会堂辉煌的场面和宏大的气势,给帕瓦罗蒂极大的震撼。从大会堂出来,坐上红旗轿车,他对身边的人说:“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点。”

澳门金莎娱乐网站,中演公司急忙报上去一份更详尽的报告,说明热那亚歌剧院此次访华“确有诚意,将会得到官方资助”。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部长朱穆之很快相继圈阅表示同意。这件事就算初步定下来了。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作为帕瓦罗蒂首次访华演出的见证者,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那个年代,由于经济条件和其他种种因素所限,我们邀请世界级乐团和歌唱家到遥远的中国来演出,谈何容易。从这件往事中,能真切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之后,是长达一年多的各种具体谈判和准备工作。但是直到1985年11月,双方还都一直没有直接见面。当时的谈判所涉及的内容极为琐碎,排练演出在什么样的剧场,住什么样的酒店,中国当时有什么标准的剧场和酒店,以及饮食交通如何安排,剧院需要来的人数,能不能有拉拉队、摄制组……耳听为虚,对于中国这个遥远神秘的国度,意大利人根本摸不清头绪。

“这些不便和我们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较起来,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开始,意方对许多事情很坚持。比如对于剧场,他们认为天桥剧场“条件太差”,提出在体育馆演出。中方提出,歌剧这样的“严肃音乐”完全不适合在体育馆演出。如果选择在体育馆,需要另外支付25万美元的费用。中方说,需要支付体育馆前后共一个月的场租费。这是当时经咨询,体育馆方面的报价,而且是“上级的规定”,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便在今天看来,恐怕也是全球最贵的租金了。意大利人最终选择由中方为之选定的天桥剧场。对于人员,中方要求他们限制在160人以内,他们认为“不可能”。后来,双方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允许意方增加到210人,中方只负责接待160人的食宿交通费用,余下的50人为自费,中方同意安排其食宿交通,但每人每天要交60美元的包干接待费。住宿问题,稍微复杂些,中方坚持认为前门饭店“很不错”,连卡拉扬率领柏林交响乐团来,住的也是那里。最后意大利使馆于1985年10月21日照会文化部,仍然很客气,“十分荣幸地通知贵部如下:旅馆,不太理想,为此希望选择一个较好的旅馆,其差价部分,意方支付。”为此,中方为他们重新选择了香山饭店。香山饭店也“趁火打劫”,要求加收提前一天的“起租费”,理由是旅游旺季,北京租房特别紧张,同一天空出这么多房子有困难,需有一半房子要提前一天空出,其一天费用意方要多支付3100美元。

早在1979年,意大利政府就曾提出要派遣罗马剧院访华演出,但由于经费等原因,最终未能成行。那时,我还没有调到文化部工作。后来我听说几乎每年都旧话重提。

让人感到奇怪的倒是关于“零用金”问题的最终谈判。意方提出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70元人民币,剧院领导和帕瓦罗蒂每人每天300元。中方的答复是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90元,剧院领导每人每天110元,帕瓦罗蒂每天500元。这一结果在总数上实际超过了意方提出的标准,因为除去院领导的零用金有所降低外,其他人都提高了,而剧院领导其实没有几个人。这时意方的态度很有趣。原备忘录上写道,对此“意方表示理解,也能接受此方案;但再做演员的工作,在文字上应加上‘保留探讨的权利’”。

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要求来华演出的事,最早的请示报告是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于1984年10月20日报给文化部的。但由于未说清楚如此大的外国艺术团来华访问的来龙去脉和目的,此事又拖了一段时间。

中方为什么给出高于对方要价的“零用金”标准?经向老同志请教,他们说,过去许多事情都是提前向上级部门请示,具体做事儿的没有自主权。即便是对方的要价对中方更有利,也不能临时相机改变上级已经研究决定了的事情。所谓谈判,不过是“通知”对方而已。

两年后,又递上来了一个报告。我作为主管副部长写了一段话:“拟同意请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160人(包括著名演员帕瓦罗蒂)于1986年6月来华演出。”并报送朱穆之部长审阅。朱穆之部长圈阅表示同意。就这样,此事就算定了下来。

500元人民币,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一天500元,也算得上是超乎想象的天价了。

热那亚歌剧院和帕瓦罗蒂访华的前期准备工作曲曲折折,反反复复,进行了很长时间。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经费,一个是演出场地。由于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较差,双方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

在当时中意双方的商谈中,稍微特别一点的要求中方几乎都很难做到。原因既有观念上的,也有物质上的。6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邀请帕瓦罗蒂到中南海做客,并举行午宴欢迎他的访华。胡感慨,中国有可以容纳6000人的宴会厅,却没有容纳3000人的歌剧院。他首次向客人透露,10年内中国将建设一个国家大剧院,邀请他届时来演出。为了弥补没有大型歌剧院的不足,胡耀邦当场拍板,请帕瓦罗蒂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一场个人音乐会。他还劝客人不要着急走,到中国的一些地方去看看。听说艺术家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胡耀邦决定让有关方面包专机送客人去西安看一看。次日,中演公司就与空军联系,包了两架“三叉戟”飞机,7月1日早9时起飞,晚7时返回,朝去夕归。中国人的办事效率令意大利人大吃一惊,为之激动不已。尽管为了准备7月2日的演出,帕瓦罗蒂本人没有去西安,但是他的家人和热那亚歌剧院的艺术家们,几乎都去了。

例如住宿问题。原先中方安排的是住前门饭店,但意方觉得“太落后”。中方坚持认为前门饭店“很不错”,连卡拉扬率领的柏林交响乐团来时,住的也是那里。最后意大利使馆于1985年10月21日照会文化部,很客气地说:“十分荣幸地通知贵部如下:旅馆,不太理想,为此希望选择一个较好的旅馆,其差价部分,意方支付。”为此,中方为他们重新选择了由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香山饭店在当时是北京最好的饭店之一。两个宾馆的差价,加上意方增加的50人接待费用,合在一起高达8万美元。当时,香山饭店还要求加收提前一天的“起租费”,理由是旅游旺季,北京租房特别紧张,一天内空出这样多的房间有困难,有一半房间需要提前一天空出,这一天的费用,意方要多支付3100美元。这种所谓“起租费”,据说今天早已经不实行了。

帕瓦罗蒂7月16日离开中国前在机场给胡耀邦写信,说“我爱上了您的国家”。

双方的谈判还涉及了“零用费”问题。

意方提出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70元人民币,剧院领导和帕瓦罗蒂每人每天300元。中方的答复是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90元,剧院领导每人每天110元,帕瓦罗蒂每天500元。500元人民币,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一天500元,也算得上是天价了。

在双方的谈判过程中,意方曾提出场地安排在北京体育馆,目的是为了扩大影响。中方提出,像歌剧这样的“严肃音乐”完全不适合在体育馆演出。意方不肯轻易放弃,坚持体育馆是可以演出歌剧的。最后,虽然意方对场地的条件不甚满意,但最后同意在由中方选定的天桥剧场。

帕瓦罗蒂本人还提出要带大批意大利“粉丝”跟着访华,这又给接待单位带来了麻烦。

如果是在今天,有外国演出团体来华,对方表示有一个几百人的粉丝团要跟着一起来,肯定会受到主办方的热烈欢迎,也会成为媒体炒作的热点。但当时,帕瓦罗蒂的粉丝们一开始却遭到了中方谈判代表的拒绝。意方提出,帕瓦罗蒂在华演出期间,希望中方能为意大利几百人的旅游者提供观摩票。中方认为,意大利歌剧院来华,主要是为中国观众演出,意大利的旅游者可在自己国家看,中方不能提供观摩票,一口就给回绝了。意方还是不甘心,说你们不是需要外汇吗?这些人来了,吃住行玩,都要花钱,是旅游创汇的好机会呀。中方不为所动,说中国改革开放是需要大量外汇,但是这样的外汇我们不需要。你看,当时有多傻啊!

但是,帕瓦罗蒂的粉丝团还是来了,而且一下子来了160人,他们是和帕瓦罗蒂同机到达的。他们悄悄地组织了这个庞大的旅游团。承办的旅游公司大概也了解中国人的脾气,在大部队临行前一个半月,1986年5月7日,负责这次行程的意大利新地平线旅游公司经理塞维利欧·盖格里雅第专程来京拜会了中国对外演出公司。

中方首先礼貌地感谢对方通报这一情况,但接着说,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只承办艺术团,而不承办其他团;观众主要是中国人,因为票供不应求;演出不像体育比赛需要啦啦队,而且两批人混在一起,管理也不便。

但是对方却不慌不忙,表示理解中方心情,并劝中方不要担心。他强调两个团虽然同坐一架包机抵京,在飞机上他们可以是一个整体,但自下飞机起,两团就会分开;而且表示,他们有丰富的组织经验,非但不会给中方制造麻烦,相反会随时为中方提供帮助。比如,为避免歌剧院抵京时住房混乱,他可以帮助中方预先编排房号,还有参观游览等,也由他们来组织。事已至此,中方表示,具体问题等打前站的来后再商定。

事后,中方才明白,包括热那亚歌剧院在内的所有一行人的访华,都是由这家旅游公司安排的。连包租专机,也是他们谈定的。这其实是西方旅游业通行的做法,但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帕瓦罗蒂到中国访问演出,确实非同小可,兴师动众。那一年,帕瓦罗蒂全家,除了母亲患有心脏病没有来之外,父亲、妻子、三个女儿悉数都来了。除了亲人外,还有“辎重”。这一行人马,带来了洗衣机、冰箱,还带来了重达两吨的蔬菜、水果和其他食品,光矿泉水就带了1500瓶!连帕瓦罗蒂本人都为此感到吃惊。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之前,帕瓦罗蒂通过旅游团经理提出到中国后要法国矿泉水、进口牛排、法国面包。

为此,中方发了一封特急电报说:帕瓦罗蒂通过旅游团经理向我所提饮食要求(含法国矿泉水、进口牛排、法国面包)等,我难解决,希意方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收到这样的消息,再加上一些传言,说到了中国什么都买不到等,帕瓦罗蒂心中难免忐忑。为了保险起见,他不得不带来很多食品。此外,他还带了三个医生、两个秘书、两个厨师。

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来华,中方对票价也做了调整。为了调整演出票价,曾请示一位中央领导,并根据这位同志对外国来华表演艺术团演出的票价要“优质优价”的指示精神,将歌剧和演唱会门票价格根据剧场情况划为四档,分别调整到10元、8元、6元、5元。这样的票价标准,在当时属于高价了,然而演出票还是供不应求,尽管没有“黄牛党”,歌剧和演唱会的5元钱门票,还是被悄悄地炒到了50元。

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如果到了2001年和2005年,再让帕瓦罗蒂带着冰箱、蔬菜来,就会成为笑话了。帕瓦罗蒂带来的冰箱,后来留在了中国。

来华演出,对于帕瓦罗蒂来说,物质条件确实是比较艰苦,但在精神上他却非常兴奋。6月下旬到7月初,正是北京最热的季节。当时的北京天桥剧场,根本没有空调设备。由于太过闷热,帕瓦罗蒂的感觉是“连空气都没有”。

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帕瓦罗蒂非常清醒。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还是觉得不应该有所抱怨,尽管我确定不会有中国人听到。如果我开始有怨言,团里的每个人也会开始发牢骚。此外,这些不便和我们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较起来,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从未接触过类似的听众,他们欣赏的喜悦似乎是那么慷慨、开放,没有沾染丝毫的排外或嫉妒色彩”

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的这次访华,轰动京城,波及全国,影响港澳,反响特大。文艺界盛赞:“文化部办了一件好事。”“帕瓦罗蒂的访华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举,他是当代的马可·波罗。”

帕瓦罗蒂和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到达北京后,文化部1986年6月22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同志出席了宴会。

宴会上,由我致辞。原来的讲话稿,开头的称呼是“尊敬的帕瓦罗蒂先生及夫人”。我觉得“先生”这个称呼比较别扭。到了现场,我请教了一位熟悉意大利情况的同志。那位同志说:“对于帕瓦罗蒂,还是称呼‘大师’比较好。”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并问英文怎样说?那位同志说:“greatmaster”。我把讲话稿做了修改。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在致辞中我提到:“中意两国和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1275年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意大利的文化友好使者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带来了意大利的文明。17年之后,他又把中国的文化带给了意大利人民。他的中国之行,长期以来,在两国人民中,在国际上传为佳话。自从1970年中国同意大利建交以来,两国的国家关系、贸易关系、文化交往都在日益发展。这次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访华,就是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席间,王蒙同志与帕瓦罗蒂简短地交谈,并碰了杯。宴会的整个气氛非常热烈。

帕瓦罗蒂访华演出首场独唱会于6月24日晚在北展剧场举行,并获得巨大成功。

音乐会原定曲目为12首。演出过程中,掌声、喝彩声不断。终场谢幕15次,演出结束献花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去,帕瓦罗蒂被观众的热情所感动,又加演了5个曲目,相对于12个曲目的整场演出而言,加演曲目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半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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